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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時間:2023-09-26 11:02:59  來源:大眾考古   作者:陳昊雯  瀏覽: 分享: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文 / 陳昊雯

     

    本文刊登于《大眾考古》2023年05月刊

     

     

     

    畫像磚是南朝墓葬中具有代表性的裝飾方式,以都城所在的建康(南京)和漢水中上游的襄陽一帶為兩個分布中心。漢水下游的江陵地區(這里所講的“江陵地區”,主要是今江漢地區鄂州、武昌、荊州一帶)也有畫像磚墓,主要有江陵黃山宋元嘉三年(426年)墓(以下簡稱“江陵黃山墓”)、武昌三官殿梁普通元年(520年)墓(以下簡稱“三官殿梁墓”)、武昌吳家灣南朝墓、麻城斗笠崗M3、黃陂橫店南朝墓等,均為帶甬道的單室磚墓。江陵畫像磚墓的發展演變受到了建康、襄陽兩地的深刻影響,同時也反映了作為長江中游的核心區域,江陵與建康、襄陽在社會文化上的互動。

     

     

     

    圖案題材

     

     

     

     

    江陵地區的畫像磚圖案題材較為簡單,基本沒有超出建康、襄陽畫像磚系統的范疇,在形態上也多有相似之處。主要有侍從、四神、天人等圖像,模印在畫像磚的正面、側面、端面,與其他各類花紋磚一同出現在墓室中。

     

     

     

    侍從

     

     

    侍從可分為男侍和女侍兩類,多模印在墓磚的側面和端面,發現于三官殿梁墓、吳家灣南朝墓、橫店南朝墓、斗笠崗M3等墓葬中。男侍多戴小冠,著寬袖長袍,執手而立。女侍大多梳高髻或雙髻,著廣袖長裙,體態修長。此類人物形象在南朝齊梁時期廣泛流行,三官殿梁墓所出的與南京油坊橋賈家凹南朝墓極為相似、斗笠崗M3所出與南京六合南朝墓所見也較接近。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圖① 南京油坊橋賈家凹南朝墓&圖② 斗笠崗 M3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圖③ 南京六合南朝墓&圖④ 橫店南朝墓

     

     

     

    四神

     

     

    江陵黃山墓發現有青龍磚和白虎磚,模印于墓磚側面,均為淺浮雕,形態清晰,線條簡練。三官殿梁墓發現的青龍圖像模印于墓磚正面,圖像較為粗糙。青龍頭部細扁前伸,前爪位于身體兩側,與南京石閘湖西晉墓所見的青龍形象相似。四神題材可能繼承自漢晉傳統,若繼續向上追溯,于漢水流域還可見于黃陂新洲舊街西晉太康元年(280年)墓,在墓磚側面或端面模印有龍、虎以及疑似為玄武的四腳怪獸圖案,形態簡略。三官殿梁墓內還發現有朱雀磚,圖像較為復雜。在墓磚正面模印兩只相對的朱雀,其形象與襄陽賈家沖墓所出相似。朱雀中間有一雷公形象,雙手持鼓槌,周圍環繞一圈連鼓。左右角落各有一圓形圖像,漫漶不清,似為金烏蟾蜍,以表現日月。類似的雷公形象可見于襄陽清水溝南朝墓、北齊婁睿墓等。丹陽金家村南朝墓的甬道頂部則發現了以金烏和桂樹玉兔來表現日月的拼鑲磚畫。雷公與金烏蟾蜍均為漢代墓室圖像中的常見題材,在南北朝墓葬中進行了重新演繹。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圖① 黃陂新洲舊街西晉太康元年墓出土龍

     

    圖② 黃陂新洲舊街西晉太康元年墓出土虎

     

    圖③ 黃陂新洲舊街西晉太康元年墓出土玄武

     

    圖④ 南京石閘湖西晉墓出土龍虎角斗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圖⑤ 江陵黃山墓出土龍

     

    圖⑥ 三官殿梁墓出土朱雀

     

    圖⑦ 襄陽清水溝南朝墓出土聞雷泣墓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圖⑧ 北齊婁睿墓出土雷公

     

    圖⑨ 丹陽金家村南朝墓出土日

     

    圖⑩ 丹陽金家村南朝墓出土月

     

     

     

    天人

     

    天人形象僅有一例,出自吳家灣南朝墓,模印于墓磚的端面,天人身著寬袖外衣,披帛向上翻飛折回,極具有流動感。丹陽胡橋墓出土有“天人”磚銘,所指即為此類圖像,在建康、襄陽的畫像磚墓中均有出現,形態相似,多呈蹲跪或站立的姿態,雙手于身前捧博山爐、三足爐等,呈現出飄逸生動的人物姿態。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天人與寶瓶插花

     

     

     

    圖① 吳家灣南朝墓出土天人

     

    圖② 谷城肖家營 M40 出土寶瓶插花

     

    圖③ 南京油坊橋賈家凹南朝墓出土寶瓶插花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圖④ 鄧縣學莊墓出土天人

     

     

     

    此外,花紋磚的種類也非常豐富,常見卷草紋、忍冬紋等。“寶瓶插花”圖像較為特別,在長頸凈瓶中插上花葉,可見于三官殿梁墓、吳家灣南朝墓中。這一圖像被認為與佛教中以花供佛的做法相關,在畫像磚中形成了固定的程式。相似的構圖在建康、襄陽南朝墓中都十分流行,經常與天人、供養人等一起出現。

     

     

     

    構筑方式

     

     

     

     

    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文博系李梅田教授認為南朝畫像磚墓在圖像配置上存在一定的模式,大多在墓室上層表現虛幻的精神世界,在墓室下層表現物質的現實世界,如建康地區大型拼鑲磚墓的墓室上層為羽人戲龍、竹林七賢,下層為儀衛鹵簿行列等。河南鄧縣學莊墓的墓室上層為郭巨埋兒、南山四皓、千秋萬歲、伎樂飛天、四神等題材,下層為鞍馬牛車、武士侍從、鼓吹樂舞。吳家灣南朝墓圖像排布簡單,但大體上也遵循了這一規則,墓室最下四層墓磚平砌,以上皆為三順一丁。順磚為花紋磚,丁磚自下而上三層為男女侍從磚,最上一層為天人。后壁丁磚為寶瓶插花。墓室上部的天人似乎在努力營造天界的效果,與后壁的寶瓶插花相呼應,表達了對于佛國世界的一種美好想象。

     

     

     

    三官殿梁墓砌筑工藝相對復雜,其朱雀磚和青龍磚的圖像均模印在墓磚正面,需要將墓磚立起,夾在丁磚層中固定,這無疑增加了墓室修建難度。這種構筑方式于襄陽地區常見,襄陽清水溝畫像磚墓“每8塊豎砌磚之間錯砌7塊內收6厘米的磚,畫像磚貼在內收的7塊磚外側”,即為這種砌法。三官殿梁墓破壞較為嚴重,現存部分可見朱雀磚位于甬道東壁,青龍磚位于墓室東壁。順磚模印忍冬紋、卷草紋,丁磚模印男女侍從、寶瓶插花等,每兩男侍為一組,每兩女侍為一組,交錯而立,井然有序。

     

     

     

    斗笠崗M3與橫店南朝墓的情況大致相同。墓壁采用三順一丁的砌筑方式,順磚均模印卷草紋、忍冬紋等紋飾,丁磚模印侍從,排列整齊。這類墓葬中的畫像磚圖像單一,更強調裝飾功能,營造出墓室內部頗為華麗的視覺感受。

     

     

     

    江陵黃山墓情況較為特殊,墓內的青龍磚與白虎磚排列雜亂無序,顛倒錯亂。江陵黃山墓出土有“元嘉三年劉氏”銘文磚,雖已進入南朝,但此時建康的畫像磚系統尚未成熟,無法造成有效影響。一般認為,至蕭齊時大型拼鑲磚畫才流行于大墓中,襄陽地區則更晚。因此江陵黃山墓所表現的仍然是漢晉畫像磚畫像石的遺風,并且更為隨意,將畫像磚作為普通墓磚來使用。

     

     

     

    此外,江陵地區畫像磚墓在構建過程中也有編號系統存在。斗笠崗M3所出扇形磚的寬弧面和楔形磚的厚端面有“一”“二”“三”“亖”“五”的印記,所標記的墓磚尺寸不同,若將這些印記理解為類似于數字“一至五”,其規律是數字越大,對應弧面和端面的尺寸越小。陜西安康張家坎墓畫像磚上也模印有“大牛”“中牛”“利牛”等銘文,對應不同的墓磚尺寸。斗笠崗和安康張家坎墓磚編號各成系統,但本質上都是以編號來區別不同尺寸的墓磚。建康地區則更為復雜,不僅在墓磚上標注尺寸,還標注出砌造時的順序,以保證數量眾多、圖案各異的拼鑲磚能被安放到正確的位置上。

     

     

     

    區域間的文化互動

     

     

     

     

    江陵地區始終處于南朝畫像磚的體系下,在圖案題材與構筑方式上與建康、襄陽保持著一致,但仍然可以分辨出來源上的區別。建康畫像磚以陽線刻為主,多磚拼一畫;襄陽以浮雕為主,為一磚一畫。以此作為標尺,結合其他隨葬器物,不難發現這兩地對于江陵地區畫像磚的影響。

     

     

     

    三官殿梁墓中的畫像磚均采用陽線刻的制作方式,侍從的形象與建康所見(如南京油坊橋賈家凹南朝墓)更為相似。另出有男女陶俑各兩件,均著交領寬袖長袍,下身呈筒形,女俑頭綰雙髻,男俑頭戴小冠,與南京宋元徽二年(474年)明曇憘墓、西善橋宮山墓所出相近。斗笠崗M3大致為梁中大通年間(529—534年)的墓葬,其畫像磚同樣使用陽線刻,也受到建康的影響。但江陵地區未見多磚拼一畫的現象。

     

     

     

    吳家灣南朝墓中的畫像磚則采用了浮雕的形式,這是襄陽地區的特點。該墓所出的鐵錢始鑄于梁普通四年(523年),墓葬年代應當在此之后。墓中還發現各類人物俑22件,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等。男侍俑戴小冠或頭巾,著寬袖長袍,女侍俑梳雙髻,著敞領寬袖長袍,或敞領上衣和高腰襦裙,更接近建康南朝中晚期的風格。但胡人武士俑著寬袖長袍,外罩鎧甲,多見于襄陽地區。此外,建康南朝墓一般隨葬男女侍俑各一兩件,吳家灣南朝墓出現如此之多的陶俑,可能也受到襄陽地區的影響,是襄陽地區借鑒北朝隨葬陶俑群的產物。

     

     

     江陵地區的南朝畫像磚

    陶俑

     

    圖① ② 江陵黃山南朝墓 圖③ ④ 三官殿梁墓 圖⑤ 南京前新塘南朝墓 圖⑥ 南京西善橋宮山墓 圖⑦ 南京明曇憘墓 圖⑧ 南京江寧胡村南朝墓(⑥⑦為作者手繪)

     

     

     

    建康作為都城,對江陵地區有著天然的影響力。南朝時期,王敦、桓溫等門閥大族依托荊州與建康抗衡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劉??紤]到荊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開始派皇室成員出鎮,加強了對于長江中游的控制。江陵士族也在此時興起,南陽宗氏、淯陽樂氏、涅陽劉氏等襄宛大族在永嘉之亂后南遷江陵,成為了江陵地方社會的上層人群。他們于劉宋時開始擔任出鎮荊州皇室成員的幕僚,在追隨蕭衍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進一步獲得提升,借此進入建康政權,從而促進了建康與江陵之間的文化交流。因此江陵黃山墓雖然在畫像磚上仍受到漢晉遺風的影響,但墓內的隨葬器物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建康因素。該墓所出的女俑發式雖殘,但可見發髻至前額偏下,似為建康地區東晉與南朝早期常見的“緩鬢傾髻”(張珊:《東晉南朝女性襦裙探析》,《藝術設計研究》2017年第1期;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由陶憑幾、三足硯、三足爐組成的隨葬器物組合流行于東晉的建康墓葬中,于劉宋時進入江陵地區,在三官殿梁墓中也可見到。

     

     

     

    畫像磚在建康流行后同樣向江陵地區傳播。蔣贊初先生在《鄂城六朝墓》中指出,南朝帝陵全長一般在10米上下,州刺史以下的墓葬長度一般不超過7米。江陵地區的這幾座畫像磚墓全長在5—7米之間,墓室規模宏大,裝飾繁復,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墓主包括江陵本地士族,甚至是出鎮荊州的皇室成員。他們借鑒來自建康的新風,以畫像磚墓來顯示身份等級與社會地位。

     

     

     

    襄陽因素的出現則源自襄陽地區實力的提高。據《宋書·州郡志·雍州》載,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實土郡縣以為僑郡縣境”。雍州從荊州獨立出來成為南朝北部邊界的軍事重鎮,確立了完整的行政秩序。由晚渡士族和當地豪族構成的襄陽武力集團在北伐和對蠻作戰中屢獲戰功,發展出雄厚的軍事力量。雍州的發展勢頭很可能超過了荊州,以至于在齊末出現了“江陵素畏襄陽人”的說法(《梁書·蕭穎達傳》)。此后,蕭衍憑借雍州豪族的支持起兵,建立蕭梁政權,襄陽集團順勢進入權力中心,勢力達到頂峰。襄陽地區的畫像磚系統在此時也發展成熟,出現了鄧縣學莊墓、襄陽賈家沖墓等大墓,在此背景之下,襄陽文化因素的影響力迅速擴大,不僅出現在江陵地區,甚至可能直接影響了建康,南京胡村南朝墓所出均為單幅圖案浮雕畫像磚,并出土有頭戴兜鍪、身著甲裙的武士俑,均為襄陽風格。

     

     

     

    橫店南朝墓表現出更多的北方文化因素。畫像磚仍然采用浮雕的形式,但所出的梯形擋火墻陶灶為關中地區的流行式樣。該墓年代較晚,可能是在梁末江陵陷落、西魏北周的勢力進入漢水流域之后。

     

     

     

     

    結語

     

     

     

     

    作為墓葬裝飾的一種形式,畫像磚是具有禮制意味的。從這一點來考慮,江陵地區可能更多受到建康的影響。江陵一帶是長江中游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于南朝政局中有著重要的地位。遷居江陵的北來士族較之建康要略遜一籌,但在南朝時漸次著稱,成為江左士族之中堅(陳寅?。骸妒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2001年)。在此背景下,江陵地區在思想文化和禮儀制度等方面均與建康保持一致,為畫像磚的傳播提供了條件。但較之建康及其周邊地區,江陵地區的畫像磚圖案單一、結構簡單,表現出更強的裝飾性質。

     

     

     

    襄陽畫像磚的出現同樣受到了建康的影響,且隨著襄陽地方勢力的增強,其畫像磚的風格逐漸影響到了江陵地區。但作為南朝的北境,襄陽還發展出了孝子故事、樂舞鼓吹等圖像題材,這與其軍事氛圍濃厚、文化多元的地域特點有關(李梅田、周華蓉:《試論南朝襄陽的區域文化—以畫像磚墓為中心》,《江漢考古》2017年第2期)。然而,這些圖像題材與江陵社會并不相適,始終沒有被接受。襄陽與江陵同屬漢水流域,常被放置于同一個地理單元來進行討論,實則兩者存在多方面的差別。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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