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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云國|劉子健的學術生涯與故國情懷

    時間:2024-04-03 09:03:33  來源:許倬云說歷史  作者:虞云國  瀏覽: 分享:

     

     

     

    東京審判期間中國檢察團合影
    后排左二為劉子健

     
    “四十年來僑居,急流告退;九千里外漢土,學侶音稀。”

     
    劉子健的學術生涯與故國情懷
     
    虞云國
     



    劉子健先生
     
      劉子健(1919—1994) 是20世紀馳名國際的宋史學家,他在宋史研究上的慧眼卓識,在宋史領域畢生推進國際交流上,為他贏得了不凡的聲譽。其代表作《中國轉向內在》《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兩宋史研究匯編》與《宋代中國的改革》在海峽兩岸頗受推重。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不能透徹體悟其書; 論其人而不知其事,則不能真正理解其人。但他久居美國,國內史學界對其學術生涯與故國情懷所知不多,故略作梳理與述評對研究當代中國史學仍有必要。


     
      劉子健,原籍貴州省貴陽市,1919年12月19日生在上海①。他在1936年入讀清華大學,次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也許因其銀行家的父親是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洪業的摯友,便轉入燕京大學繼續學業②。洪業兼具導師與父執的雙重身份,在學術道路上,對他的熏陶與影響不容低估。1940 年,劉子健獲得學士學位,留校擔任助理,兼任中國大學講師。在燕大期間,他與張芝聯、齊思和、周一良、瞿同祖、房兆楹、侯仁之、聶崇歧、鄧嗣禹、王鐘翰、翁獨健等或同出洪業門下,或曾經共事。
      在此期間,劉子健支持抗日學生運動。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國宣戰。次日,駐扎北平的日本憲兵隊占領了燕京大學,以鼓動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在校的劉子健與陸志韋、趙紫宸、洪業、張東蓀、侯仁之、姚克蔭等教師十余人,投入設在北京大學紅樓的憲兵隊監獄。被捕之前,劉子健冒險將司徒雷登委托他調查日本占領軍實施奴化教育的一大包材料沉入朗潤園北小池中??箲饎倮痪?,他回憶獄中經歷說:
     
      “帶到大辦公室,解除口袋內的一切,解除褲帶以防自殺,解除戒指以防吞金,立刻分批領下黑暗的地下甬道,走進囚房,再經過搜查,從像狗洞似的小門鉆進木籠子。……久禁監中,真易得神經病,更何況兩個饅頭無法吃飽,背脊發冷,兩條線氈,真是“不耐五更寒”。
     

    北京大學紅樓歷史照片
     
      日本憲兵隊這次審訊,“著重學校,學生算參考犯, 因此先放”。但他不久被日本憲兵隊再次拘押,受到了嚴刑拷打。直到1962年應邀訪日,日本學者在與他溫泉泡澡時,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幾條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長的傷痕”③。盡管如此遭遇,劉子健在追述這段經歷時仍然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縮小,也不擴大。二戰以后,在與日本學者的人際往來與學術交流中,他始終堅守這種客觀理性的精神與原則,是難能可貴的。
      抗戰勝利后,劉子健回到燕京大學。時值“愛國護權”的學生運動風起云涌,但分裂成對立的兩派學生互相指責。劉子健有感于此,在報上刊發文章表達了他對人事與學問素所主張的民主精神與理性態度。他指出,學生運動“怎樣才能不分裂呢,彼此退讓,彼此容忍,彼此原諒,彼此能依照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精神來磋商討論,自然分裂的可能性就比較少了”。
      他認為: “合理的談話,應當是交換意見,交換材料。經過這樣的談話,不但是知識可以增加,見聞可以推廣,而且還能吸收旁人的觀點和看法,使自己腦筋更活潑,思想更細密。”他認為: “青年時代,應當是以學習為中心的時代。談話,無論談政治與否,都應當抱著學習的態度。特別是首先要學會學術的風度,研討的精神。這樣就能有客觀的態度。”所以,他提議: “主要是要聽人家說的事實是否可靠,講的理論是否通順,下的結論是否妥當。有沒有應該或者可以學習的地方。有沒有錯誤應當矯正的地方。至于這話是那(哪)方說的,是次要問題。”
      又說: “政治的錯綜復雜,罄竹難書。彼此談談,彼此都有啟發,都能學習。這就大可滿意。馬上要結論,看來好像熱心,其實是想取巧。如果結論能一說就是一個,那么大學不必開,研究所白花錢,圖書館簡直可以換取燈兒了。”這種態度也始終貫串在他后來的學術研究中。
      與此同時,劉子健連續發表了系列性專論④,探討了戰后美蘇對峙下的世界走向,為這一局勢下的中國決策提供了間接的參考。這些專論與他的學術方向密切相關,他最初的學術志趣就是研究二戰以前的中日外交史。
      1946年,向哲濬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亟須一位兼通英語和日語的有力助手,劉子健“除了講流利的英、日語外,還懂法語、俄語”,遂獲洪業的力薦而出任中國代表團的史料專員。

     

    1947年4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在日本東京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
     
      劉子健大約在當年四月赴東京履職,這從其五月已在國內報刊上開設“寄自東京”專欄可為佐證。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他在《大公報》連載四篇《落日的回顧》⑤,分析與評述了日本從1931年3月少壯派軍人武裝政變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的六年間是如何走上侵華戰爭不歸路的。
      其后,他還有《軍國日本的末日》與《日本帝國的丑史: 崩潰前的黑暗與腐化》,向國內報道了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期間的窮兵黷武與黑暗腐化,同時頗具遠見卓識地告誡道: “以他們建立軍國的精神,工業技術、科學知識用在和平方面來,倒真不可以等閑視之。我們千萬不要因勝利而驕傲。”⑥
      在“寄自東京”的《奇跡的生還》中,劉子健向國內最早揭露了中國被俘勞工在日本秋田縣花崗礦山為死里求生而發起暴動的真相,強烈控訴日本戰敗后仍將參與暴動的十一位中國勞工作為犯人拘押在獄,竟然“比普通日本犯人還要受虐待”,他憤怒地說: “筆者真痛恨自己不會寫作,這不是最寶貴的題材嗎? 真的,多少歷史,多少小說,多少文學,都在敵人的殘暴下淹沒了! 只有天上的英靈知道他們在人間地獄的苦痛。
      但他們的殘骸遺骨,還不知在哪里,更不會說話。”1946年8月,劉子健與出庭作證的溥儀會晤,溥儀手書“東海妖氛靖,披懷飲千杯”向他致意; 他在《關于遠東軍事法庭》里向國內介紹了東京審判在法庭內外的斗爭。
      據劉子健自述,他在赴日兩年間“對于過去日本侵略,自日政府舊檔中搜獲罪證甚多”,以史料專員的身份為東京審判作出了貢獻。針對戰后美國支持日本復興的政策,他根據自己對中日關系的深度觀察,較早呼吁“注視日本復興”,并在《觀察》上刊文闡述了自己的總體觀點: “日本復興,對中國不利,但未成威脅,應速謀挽救之方。”⑦劉子健早想回歸學界,遂在1948年春辭職離日,赴美留學。這年,他三十歲,開始了美籍華裔歷史學者的學術生涯。
     

     
      赴美以后,劉子健進入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 同時兼任華盛頓大學協理研究員,暑期在遠東問題上協助作短期研究。
      據劉子健自述,由于“1946年離開中國以前,學的是西洋史和外交史”,故赴美以后仍以現代中日關系為研究對象。1948年與1949年,他分別以英文撰成《東京審判中的史料》與《1937—1938: 德國調停中日戰爭》。1950年,劉子健以題為《1933至1937 年姑息政策時期的中日外交》的論文獲得了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84年,他榮獲匹茲堡大學授予的優秀校友獎狀) 。博士畢業后,他擔任過耶魯大學的協理研究員( 一說在政治系任講師一年) ;1952年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助教授,1954年升任副教授。
      20世紀50年代初期,劉子健開設的課程,應該“與現代中國和東亞政治有關”。大約此際,他整合匹茲堡大學相關各系的資源,創設了東亞課程,他的短文《評〈歷史上封建主義〉一書兼論亞洲社會》(1956年)與《新課———亞洲各文化導論》(1957年) ,或即與東亞課程有關。據1959年9月12日楊聯陞致胡適函說: “上次談的在匹資堡大學設一‘胡適中國文化講座’,蒙您在原則上贊同,子健想必去洽商了。”
      六天后,楊聯陞再次致函胡適: “子健這幾年不但在學問(尤其是宋史)很努力,在辦事方面也很出色,如楊慶堃(社會學)、周舜莘(經濟學)都給他拉到匹資堡,再加上子健夫婦,居然也是一個小中心了。先生如肯假以名義,幫忙不小。子健進行如有眉目必來報告。”⑧劉子健在匹茲堡大學動議設立“胡適中國文化講座”,或許與他設想籌建中的匹茲堡大學東亞中心而借重胡適聲望有關。1960年,匹茲堡大學東亞中心成立,但就在這年,他轉赴斯坦福大學應聘副教授。
      20世紀50年代,劉子健將研究重心從現代中日關系轉向宋史,這一重大抉擇有著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出于史學研究必須排除史家情感干擾的考慮。盡管劉子健的最初學術志趣是現代中日關系研究,且已卓有成果; 盡管戰后不久他就理性與公允地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但還是唯恐在研究中摻入個人感情。1962年,他曾向日本友人袒露心懷: “自己在日本占領下的北京度過青年時代,也被憲兵隊逮捕過。時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戰爭就激奮得夜不能寐。盡管想搞日中關系研究,怕自己的神經不堪承受,這才決定專治宋代。”劉子健果斷終止原先擅長的現代中日關系史,這一考量應與陳寅恪有意回避晚清史研究如出一轍⑨。
      其次,與20世紀50年代華裔學者頗難平衡旅居美國的學術環境與無法釋懷的家國情懷也是息息相關的。華裔學者在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是中國失敗的那段歷史,難免產生超越學術的心理負擔,其原因誠如有學者所說: “歷史專業者,當然不能不顧歷史的客觀性,一味為自己的國家辯護。
      然而每一個歷史專業者,在分析自己國家和他國的關系時對自己的國家都會有一份自然的歷史同情心”,華裔學者的這種研究取向與見解,在美國學術環境中很難獲得“同情的回應”。劉子健對這種分析“沒有特別不同的意見”,應該也是他為了立足美國學術界而放棄現代中日關系研究的考量因素之一。
      再次,受到匹茲堡大學缺少中國研究必備圖書的限制。據劉子健回憶: “最初在的學校,原來沒有中文書, 慢慢才籌措一點基本書籍。十年后轉到規模較大的學校(按: 指斯坦福大學),有中日文收藏,可是絕大部分屬于近代范圍,個人用書還是很不夠。近年來任教的大學(按: 指普林斯頓大學),才具備研究的條件。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利用假期長途跋涉, 到名列前茅的圖書館去借讀。來往匆迫,仿佛走馬看花。”
      當年,其師洪業曾詢問他何以放棄原先專長轉而改治宋史,劉子健回答: “從消極說,學校沒書,自己買不了多少。收入少,教完暑校再跑哥倫比亞和哈佛的大圖書館也看不了多少。”久在哈佛供職的洪業是不容易體會這層難處的。華裔美國學者在與美國同行專業者競爭中,在中國古代史料的閱讀與理解上比起近代史資料來明顯占有優勢。至于為何改治宋史,而不是其他斷代史,他也從客觀的圖書資料與個人的知識結構諸方面經過諸多權衡。
      他向洪業推心置腹道: “如論唐史,要懂佛經,要熟唐詩,很難。元史要會蒙古文。明清史的書又極多。只有宋史,勉強還拼得了。洪先生編有《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的索引》。宋史全部書目,大體上也不過十倍,四五百種。業余苦讀,十年八年,多少會有點眉目。”
     
     

     
    攝于洪業先生的學術紀念會
     
      當然,之所以改治宋史的根本原因,還是劉子健在通史教學中“發現宋代的確是近代中國定型的時期, 很值得從各方面去推究分析” 。在轉攻宋史的50年代前期,劉子健還只能借助暑期,千里驅車到波士頓,利用哈佛大學的藏書。據1956年8月1日《胡適日記》,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看書的胡適,“在館中陸續見朋友甚多”,包括瞿同祖、周策縱與洪業等; 其中也有劉子健,而他應該仍是利用暑期驅車普林斯頓看書的。當年劉子健治學的艱苦狀況與執著精神,今人是很難想象的。

     
     
    1952年,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兩位館長
    胡適與童世綱在館內合影
     
      獲得博士學位后的五六年間,未見劉子健有學術論文發表,這既是其科研沉寂期,也是其學術轉型期。戰后西方日漸重視中國研究,1955年,法國史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倡導發起了國際協作研究宋史的宏大計劃,劉子健作為其《宋代人物傳記》計劃的合作者之一也名列其中; 次年,他交出了作為樣稿的《梅堯臣傳》。1957年,費正清主編的《中國的思想與制度》論文集出版,劉子健的論文《宋初改革家: 范仲淹》與華裔學者楊聯陞、瞿同祖、楊慶堃的論文同時入選,說明他的研究已獲得美國中國學領軍人物的首肯,也標志著他成功完成了學術轉型。
      1959 年,劉子健出版了專著《宋代中國的改革: 王安石及其新政》,贏得了美國中國學界的普遍好評,一舉奠定了他在國際宋史學界的地位。斯坦福大學之所以聘任他,與他的聲譽鵲起應有密切的關系。
     
     
    劉子健 《宋代中國的改革: 王安石及其新政》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在斯坦福大學期間,劉子健創立了語言中心(全稱“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研習所”),一度擔任理事會主席。1965年起,改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系教授,在大學部主講中國文化史,在研究院講授宋代政治、制度及思想史(直至 1988 年退休);期間曾擔任東亞課程指導主任,與他人合編有《宋代中國的變化》(1969年)一書; 他還用英文譯注了《名公書判清明集》(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9年)。1972年至1973年,他兼任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組織高級研究員。他還出任過美國歷史學會的提名委員、亞洲學會理事、美國學術聯合會中國文化委員會委員、紐約州教育司外國文化研習處顧問委員等學術兼職。
     

     
      劉子健身處旅美華裔學者圈,以其燕京大學的老師洪業為首,還有蕭公權、瞿同祖、楊慶堃、張仲禮、許烺光、楊聯陞、何炳棣等,還包括他的夫人王惠箴⑩。
      劉子健赴美不久,世界風云陡變,冷戰加劇。他因現實因素而旅居美國,“卻始終關心中國、熱愛中國”,“更關切中國政治的發展”,他曾對友人說起,“青年時代是國恥時代,自己也險些遭難,所以對《滿江紅》等歌曲有一種特別的感情”。終其一生,劉子健始終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
      1952年8月15日,恰逢日本戰敗七周年,楊聯陞邀集劉子健等在家中餐敘,在座者回憶“故事甚多”, 劉子健在楊府紀念冊上慨然題詩,序里撫今追昔道:
      羅斯福逝世消息傳來,洪先生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勝利,師友亦各事所業。今日來劍橋,適日皇詔降日之紀念,在楊府盛饌后復作葉戲,喟然憶舊。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
      其詩云:
    落花時節又相逢,七載滄桑志未窮。
    杜老壯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話詩鐘。
     
      他以杜甫流亡重逢李龜年為比喻,抒寫了客居異邦的故國之思。在中美關系長期斷絕的態勢下,這種郁積的情思越來越熾烈。
      1965年的一天,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劉子健、楊聯陞與黃仁宇。飯后,何炳棣唱《霸王別姬》,劉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楊聯陞說:“我們為中國的母親同聲一哭! ”
      1967年,劉子健前往日本一年,在京都大學做訪問學者,他隔海相望中國大陸,把滿懷鄉思寫入《京都志言兩首》。其一云:
     
    獨游重到洛京邊,愈欲吟詩淚竟先。
    點點青山思故國,悠悠秋水共長天。
    何堪舊雨終分袂,偶有新知且并肩。

    日月如梭飄泊度,支離忍性樂耕研。

     

      其二云:
     
    參禪時亦悟天真,寄跡扶桑姑俟春。
    少未知書寧談史,生逢亂世幸全身。
    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
       邀月何如先問月,歸鄉有日舉杯頻。?

     

      他在詩里有感于“生逢亂世幸全身”,以“支離忍性樂耕研”自道治學甘苦,也頗得“偶有新知且并肩”之樂。但二十年來,親舊分袂,江山契闊,落得漂泊寄跡,只能在異國客夢中遙隔長天而望斷悠悠秋水,追憶家國而回望點點青山,內心深處殷切期盼故國重回新春,自己也能“歸鄉有日”!

      旅美治學期間,劉子健深以為憾的是“獨學無侶”。為了彌補這一缺憾,從20世紀60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于國際宋史學界的學術交流展現了卓越的協調能力與非凡的人格魅力。
      1963年,劉子健到訪中國臺灣的“中央研究院”,經其倡導與協調,邀請姚從吾、方豪、趙鐵寒、蔣復璁在南港小聚,發起成立了“宋史座談會”(Colloguium on Sung History)。其后,他與該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聯系;1964年,曾委托屈萬里轉請程元敏編集《現存宋人著作書目》。
     

     
    宋史座談會成立三十周年與會者簽名
     
      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劉子健多次訪問過錢穆在中國香港創辦的新亞書院與新亞研究所。1964年,楊聯陞致函錢穆稱贊劉子健“人極能干、熱心”。他還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外委員,在當地史學界也廣有人脈。
      從20世紀60年代起,劉子健多次赴東瀛學術交流, 與日本宋史名家宮崎市定、青山定雄、斯波義信、佐伯富、筑沙雅章、梅原郁與柳田節子等廣結學誼。在交往中,他“秉持著盡管憎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卻對日本與日本人從不表示敵意的嚴正而寬仁的態度”。他正是以這種理性的態度充當日本學術的理解者與對話者,也日漸成為國際宋史學術交流的核心人物。

      轉入普林斯頓大學后,劉子健發起創辦了國際宋史研究情報志《宋代研究通訊》(《Sung StudiesNewsLetter》)? 。1970 年,在他的努力下, 這份雜志開始定期發行( 1978 年第 14 期起更名為《宋遼金史研究報導》Joutnal of Sung-Yuan Studies) 。他還受西德國家學術協會之邀作訪問學者??傊?,在戰后國際宋史學界的學術交流中,劉子健不僅是最活躍的著名學者,更是最孚人望的推動者與協調者。

     


     

     

    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在劉子健的推轂下,1971年,第二次國際宋史會議在西德慕尼黑舉行,也邀請了日本學者參加,“算是美、德、日的三邊會議,恰巧全漢昇先生去歐洲, 非正式的參加”。劉子健將自己題為《宋史會》的兩首舊體感懷詩印發給與會學者。
      其一云: “讀史從心欲,千年尚此風(自注: 適值宮崎翁古稀大慶)。湖山看不盡,鹽酒議無窮(自注: 論文題也)。遠至如歸客,遙游感作東。何時重會友,他地以文逢。”其二云: “昔年鵝湖事,今人異國逢。誰知遼夏別,竟識宋金同。泛 爾 得 分 究 (自注:德國會址Feldafing) ,思且可互通。浮云天際散,當念屯山中。”
      他在詩里以鵝湖之會作比,抒寫了與學問同道在異國共論中國歷史的學誼與友情,凸顯出他的舊學修養與文學才情。會議也確實有過“浮云”,“在會后編研究集,意見不同。主編的人不愿意接受日本前輩的論文,(劉)子健抗議,把自己的論文撤掉,不在那里發表,因為這違反原來國際合作的大目標”。
      劉子健這種宏闊的視野、博大的胸懷與執著的追求,在國際宋史學界堪稱典型而罕有其匹?。正如鄧廣銘所說: “子健先生的為學如其為人,為人如其為學,都可用篤厚樸實四字加以概括。因此,他能使得一切受他沾溉的后輩都具有春風化雨的感覺,能使得與他同輩和年歲稍長于他的同道們,也都和青年、中年的同道們一樣,為他的這種篤厚樸實的作風所感染,突破了國家、民族、宗教的界限而與他結成知交。”?
      其弟子戴仁柱在《悼念我的恩師劉子健教授》中回憶劉子健對美國中國學領域年輕學者的無私幫助:

      作為這個國家(按: 指美國) 里關于中國中古時代歷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很多年輕的學者都來尋求他的幫助,請求他幫忙修改論文初稿,而他來者不拒,欣然為之。這正是一種社區互動的服務,但這一切都是義務的,因為相關學術機構不會為此給他任何報酬。作為這一領域中非常著名的公眾人物,劉先生很慷慨地為與他毫不相干的個人和機構擠出自己的私人時間。

     

      為了方便學術交流與合作,為了補償獨學無侶的缺憾,劉子健的大部分論文都有親力親為的中英文版本,有的論文則以日文刊行。有研究者指出,劉子健“把他的英文的著作,用中文重寫,所以能與中文和日文的宋史界,經由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第三者為他翻譯的文字,保持一種平等而良好的交誼”。不言而喻,他終生致力的遠大目標,正是突破國家與民族界限的宋史領域的國際性合作。
     

     
      赴美以后,劉子健自號半賓居士,并自書聯語云: “多讀多寫還多忘,半山半閑枉半賓”?。對“半賓”之號的理解,除了表達去國懷鄉的寂寥與感慨外,我更認為: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他都把自己當作客人。但客人對主人家的觀察,有時反而會比主人來得理性與客觀當然,作為‘半賓’的另一半,也就意味著他對故國仍有半個‘主人’的感覺,他身上流淌的,畢竟是炎黃子孫的血。”
      1971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門隙初開。次年, 以物理學家任之恭為團長、林家翹為副團長的美國華裔科學家代表團首訪中國大陸,成員包括楊振寧、王浩等名宿,劉子健“自薦為書記”,成為隨團來訪的“唯一一位人文學者”,終于圓了“歸鄉有日”的宿夢。“對故土的熱愛,真心誠意地希望促進中國大陸的史學發展,在子健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壓倒一切的地位”。
      1978 年,劉子健再訪北京,經有關部門安排,首次與大陸宋史學界代表鄧廣銘會晤。鄧廣銘說:“據我所知,久居國外的歷史學家,第一個回到大陸,把歐美歷史學界的各種流派、各種思潮,向我們作了簡要介紹的,也正是子健先生。”?這次交談似乎成為兩年以后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的契機。劉子健還與鄧廣銘動議,中美宋元史界爭取聯合召開研討會,返美后他向美國方面極力促成其事,雖然會議討論的時段后來擴展為宋元明清?。
      也在這年晤談中, 兩人談到北京大學成立唐宋研究中心的設想,劉子健次年1月致函鄧廣銘說: “我愿意自告奮勇,做一個‘在外友好’,先向美國、德國、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鋪路的任務,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國際的重視、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國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國內樹立起來。”
      劉子健真誠看好中國的改革開放,熱情致函鄧廣銘說: “祖國史學欣欣向榮,我們在海外的,十分鼓舞! ”?。他把對中國史學的關心從中國臺港擴展到中國大陸更積極地推進中美史學交流。在這一過程中,劉子健的態度十分明確,誠如他在1980年1月7日致函鄧廣銘所說: “我總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為了讓大陸宋史學者盡快接軌國際宋史學界,劉子健著手籌劃在香港大學舉辦國際宋史討論會。1983 年6月1日,他在《請香港大學籌辦國際宋史學會》修訂提案里闡明了會議宗旨:

      宋代兼有復古與創新,其影響遠及近代。研究與討論宋史不但可以促進了解當時的改變,并且可以貫串古今。但是各國學者分處各地,很少有機會談論。因為香港的地點最便利,所以在香港集會,交換研究經驗、最近成果和將來 研的動向和方法,以供青年學人的參考。

     

     

    一九八四年十月,攝于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

    首屆國際宋史研討會期間

    第一排左起第四位為劉子健先生

     

      20 世紀 80 年代前半期,劉子健頻頻往來于中國大陸、中國臺灣與美國之間,友人說他,“更關切中國政治的發展,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寄予厚望”。這種歡欣的心情在1985年春節致鄧廣銘的賀箋中表達得尤其淋漓盡致:

      勺園借居,遠客重游?;腥缗f枝新芽,期以古為今用。南門雅集,殊感東道厚誼。香山盛宴,更勞群賢畢至。慶祖國之銳進,老當益壯。幸交流之漸增,久而彌珍。?

     

      劉子健推動中外學術交流并不限于宋史領域。1985 年秋,他造訪華中師范大學,建議時任校長的章開沅與普林斯頓大學合作進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因為他曾就讀燕京大學與章開沅曾就讀的金陵大學同屬教會學校。這一領域在當時大陸視為禁區,幾乎無人涉足。章開沅經過思量,接受了他的建議,成為中國大陸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先行者和開拓者。
      1988年,劉子健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次年就是他的古稀壽辰。為了向以學識與人格同時折服國際宋史學界的著名學者表達由衷的敬意,日本學者發起編輯了《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薈萃了包括日本、中國大陸與臺港以及美國、西歐43位著名學者的論文,這部頌壽集用日文、中文與英文三種文字印行,堪稱國際宋史界破天荒的盛事。他為弟子保存的這部論集上手題謝辭與絕句云:
      四十年來僑居,急流告退; 九千里外漢土,學侶音稀。轉承京都益友衣川先生古道熱腸,輯文志念; 還蒙歐亞美洲、海峽兩岸惠賜鴻篇,蔚然成集。誠鳴謝以無涯,抑吟感而不禁:
     
    三洲翰墨并,兩岸史文連。

    巨冊無先例,寸心感萬千。

     

      在致謝時,他重提了僑居異邦“學侶音稀”的治史甘苦,祈愿學問應該跨越國界互相交流。
      自20世紀80年代末,劉子健再未踏上過中國大陸。他晚年心境抑郁,情緒茫然,但仍關心著大陸的未來。1990年,他與到訪的中國宋史學者王曾瑜話別之際感慨地說: “你走了,從此沒有人既同我討論宋史, 又同我談論國事了! ”
      除了自號“半賓居士”的陽文印章,劉子健還有一方印章刻著“今盧黑馬”。據其弟子說,“黑”“今”合成的“黔”標明他的故鄉貴州,“馬”“盧”合成的“驢”則自道其擇善固執的秉性。一個宋史, 一個國事,正是劉子健客居美國四十年擇善固執的兩件大事。在他那里,不僅宋史研究卓見紛呈,而且推動國際宋史學界交流厥功至偉; 不僅對海峽兩岸的家國大事罣牽縈懷, 在其宋史論著里也寄寓著揮之不去的現實關懷。在這兩件大事上,確如其弟子所說: “先生為人如斯,為學也如斯。”
    (附記: 本文承蒙北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支持;鄧小南、聶文華先生惠允引用劉子健致鄧廣銘先生函;林磊與王茂華先生在資料搜集上亦有助力,特此鳴謝!)
     

    注釋(滑動以查看全部)

    ①劉子健的出生地唯見于周明之《劉子健先生傳略兼論旅美華裔文史專業者的歷程》,載《宋史研究集》35輯,蘭臺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505頁。
    ②陳毓賢《洪業傳》說:“洪業來往最頻的朋友中,不少是學術圈外的人,東亞毛織廠的宋棐卿是一個,他學生劉子健的父親劉石蓀又是一位。劉石蓀清末留日,本是銀行家,后來也參加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頁。
    ③斯波義信《劉子健教授: 其人與學問》,載《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同朋舍出版社(京都) 1989 年版。斯波說:“在其后三年十個月間,劉子健兩度受到日本憲兵隊的拘押與拷問。”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僅三年八個月。
    ④主要有載于《益世報》的《論美蘇外交的對立:和平究竟有沒有保障?》(1946年1月30日、31日)、《回顧美國對華政策:對雅爾塔秘密協定的一種認識》(1946年2月21日)與《回顧蘇聯對華政策:對雅爾塔秘密協定的一種認識》(1946年2月22日)。
    ⑤連載于《大公報》1946年5月28日、6月2日、6月9日、6月12日。
    ⑥分載《益世報》1946年6月17日與7月6日。
    ⑦見《經濟周報》1948年第23期,該期刊出了梅碧華《論美國扶日政策對中國的禍害》附錄劉子健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來函,復述澄清了自己在《觀察》上文章的論點。
    ⑧見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442頁。但據王汎森《絕不容許任何人以權威欺負他人》(原刊《印刻文學生活志》182期,2018年10月號)說胡適婉拒了這一動議,并引《胡適給趙元任的信》云:“Pittsburgh的事,我不很熱心,因為新校長上臺,應該統籌全局,不當先弄一個white elephant,引起別人譏評。所以五月十一日,新校長就職典禮,我代表臺大去參加,借此向他道謝,并且說明我的看法。最后我面告他,我回臺北之后,若還出來,考慮留居美國,我一定給Pittsburgh‘A1 Priority’。”
    ⑨陳寅恪對學生說:“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習的;不過我自己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轉引自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見《陳寅恪印象》, 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
    ⑩見斯波義信《劉子健教授:其人與學問》,載《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同朋舍出版社(京都) 1989年版。其夫人王惠箴1956年獲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專治中國社會史;瞿同祖與張仲禮其后回到中國大陸。
    ?此兩詩錄自斯波義信《劉子健教授:其人與學問》,載《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同朋舍出版社(京都)1989年版。
    ?劉子健1979年3月9日致函鄧廣銘: “《宋學通訊》(Sung Studies Newsletter)是鄙校創辦,然后多校輪辦,現在負責的是CORNELL大學。
    ?在這點上,劉子健也許頗受白樂日的影響。據宋晞在《劉子健先生提倡國際間研究宋史的貢獻》里說:1988年6月臺灣舉辦“國際宋史研討會”,劉子健因健康關系未能與會,但發去《國際提倡宋史的“史話”》的發言稿,在閉幕典禮上請人宣讀,特別提及: “我們不能忘記白樂日(Balazs) 先生,首先在國際上提倡宋史。
    ?見《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前言》,同朋舍出版社(京都)1989年版。
    ?柳立言《劉子健先生的治學與教學》說: “半山是王安石,半閑是賈似道,二人毀譽不一,但安石推行新政,似道實施公田,都是有作有為,這是先生難以忘懷的。
    ?鄧廣銘《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前言》。作為久居海外而回到大陸的華裔史家,何炳棣是1971年10月“重入國門”的,早于劉子健。參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頁。
    ?劉子健1980 年1月7日致函鄧廣銘函說: “關于中美交流,派遣代表十人一事,已經從華盛頓打聽明白。果不出所料,是用了前半年我們宋元部分提案的意思,而加以改變。討論題目是宋元明清社會發展,希望在80年秋天舉行,美國擬派十名,希望中國有二十位學者出席,共同開討論會。這事在正月底開會時,還要討論。這十名中多半沒有我這樣的人,因為我總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和他們抗衡。”劉子健促成的這次中美史學會議就是1980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自宋至1900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美史學交流會,這是中美復交以來兩國史學家首次學術研討會。
    ?劉子健1982年9月1日致鄧廣銘函。
    ?劉子健1985年2月致鄧廣銘賀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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