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朱子書太極石刻”
□黃津
朱熹，儒學集大成者。理學家盛名掩蓋了他的書法。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傳世作品以行書簡牘為主，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道統，優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矗于大名縣石刻博物館里的“朱熹寫經碑”，便是他存世極少的書法精品。
朱熹寫經碑
朱熹寫經碑拓片
珍稀的藝術瑰寶
“朱熹寫經碑”又名“朱子書太極石刻”，原碑書于南宋乾道丁亥（1167年），碑文由南宋大儒朱熹撰并書，蔡元定刻，為行書窠字體。
原碑在元仁宗延祐己未（1319年）廢毀。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大名府督學畿南，按照南宋傳下的原碑拓片重新翻刻了“朱熹寫經碑”，最初鑲嵌于大名府學“明倫堂”大殿山墻上，1986年遷至大名縣石刻博物館。此碑，在1982年被公布為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朱子書太極石刻”碑稍有風化，有輕度裂痕，右邊中部稍破缺。此碑從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的歷史，從整體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體風格古樸、筆力遒勁，氣勢磅礴，神韻俊逸，具有重要書法價值和藝術價值。
“朱子書太極石刻”碑為砂石質，高1.8米，寬2.9米，厚0.3米，重4.2噸，座為豐槽角基。碑文摘錄《易經》里一段文字，概括了宇宙間變化原理，共111字，每字16厘米×13厘米見方。碑文為：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簿，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熹書，蔡元定刻。”
與之交相輝映的朱熹《書易系辭》
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有朱熹的書寫與此碑文相同內容的手跡冊頁，名為《書易系辭》。其所書內容節錄自《易經》的《系辭》上、下傳，十四開，是朱熹存世僅見的大字墨跡。轉輾元明清數代藏家之手，于清乾隆時期入宮，著錄于《石渠寶笈·初編》，為流傳有緒之作品。每行僅書寫二字，結體上重下輕，筆勢深沉而迅速，大有快劍斫陣之勢，字字筋骨突出，強健有力，筆畫墨色黝黑，時而又現飛白，精神顯得格外奕奕，為古代傳世大字書法中之佳作。
從朱熹《書易系辭》手跡存錄文首六字和文末五字看，更見朱熹書風之雄強沉郁、凝重古雅，其用筆粗壯有力，筆勢迅疾古拙，雖無意求其工，然點畫有致，筆筆得法，不見板滯，極富生機，堪稱是難得一見的書法瑰寶。
比照大名“朱子書太極石刻”與臺北的朱熹存世手跡，不難發現，兩者的書風雖然完全一致，但其字跡仍稍有區別，可以判定大名的刻石并非依據臺北的手跡而鐫。而大名石刻中“蔡元定刻”四字，亦未見臺北手跡。但從書風看，此四字也必定為朱熹所書。
可貴的是，由于臺北故宮珍藏的手跡已經割裱成冊，因此難見朱熹整張書法的概貌與整體氣勢，而這種缺憾，大名石刻的完整性正好加以補充，以彌補臺北手跡的不足。
有朝一日，臺北故宮所藏的《書易系辭》與大名石刻博物館的寫經碑，跨過那道淺淺的海峽，同室展覽，必定能使觀者穿越時空的限制，感受朱熹墨珍的魅力所在。
《書易系辭》（局部）
聞名于世的理學大家
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號晦庵，別稱紫陽，江西婺源人，生于福建尤溪。其父朱松于宋宣和五年（1123年）任尤溪縣尉，任滿寄居于該縣水南鄭安道館舍。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進士。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出任泉州同安縣主簿，任上常向學子、生員講圣賢做人處事的道理；又倡建經史閣，收藏書籍以供閱讀；在公事余暇，探索佛、老及各家哲學思想。3年任滿，回崇安武夷山中，建中山堂，講學著述，曾步行到延平，向其父同窗李侗請教。紹興三十年（1160年）冬，朱熹第三次拜見李侗，被李侗收為門生。朱熹的“逃禪歸儒”，即直接受李侗的啟發。朱熹受李侗的指教與影響，承襲二程“洛學”正統，奠定了理學基礎。
隆興元年（1163年），宋孝宗詔求各方臣民意見。朱熹上奏章敘述施政過失，認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意圖用理學來推行政治。次年十一月，朱熹與孝宗奏對于垂拱殿，認為：宋與金有不共戴天之仇，主張抗金，反對和議。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應長沙岳麓書院山長的邀請，前往講學，持續兩個多月，開啟中國歷史上書院會講制度的先河。乾道七年（1171年），因母舅喪事回故里，順便查訪其父衙署舊址，并親書“韋齋舊治”，刻石立碑紀念。乾道九年（1173年），尤溪縣重修學宮，朱熹撰寫《重修尤溪廟學記》，題書“明倫堂”，制匾懸掛于學宮正堂。此后，天下學宮匾皆摹此刻制、懸掛。
淳熙二年（1175年），呂祖謙邀請朱熹、陸九淵兄弟等到江西信州（今江西鉛山），參加學術討論。朱、陸進行一場爭論，不歡而散，是為影響很大的“鵝湖之會”。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降旨授朱熹為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朱熹屢辭不就。后經呂東萊等相勸，于次年三月到任。適逢大旱，立即興修水利，災民生活得以改善。次年十月，朱熹督促星子縣令王中杰等人，重建白鹿洞書院，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士，親自訂立了較為完善的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陸九淵到該院講學，所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認為非常好，把其講義刻在石碑上。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朱熹再次向孝宗上萬言奏章，提出正心、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等建議，進言殷切。但因觸及當政權臣利益，被彈劾為“假道學”，仍無法參政。次年，因朝政更加衰敗，各種矛盾激化。朝廷為拉攏人心，于十一月詔命朱熹從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的閑職提升為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四月上任后，朱熹刻印“四書”“五經”，廣為流傳；禁止婦女當尼姑，廢除淫祠；奏請朝廷免去漳州各縣原上繳的無名賦共700萬緡；還減掉郡內總制錢400萬緡，以減輕百姓負擔。曾奏行《經界法》，但未獲實行。翌年，朱熹返回建陽，移居考亭，聚徒講學。
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度到潭州，百姓扶老攜幼，爭相觀看其風采，道路為之阻塞。朱熹上任后重整岳麓書院，重新聘請教師黎貴臣等，貫徹自己教學思想，并把《白鹿洞書院揭示》頒布于岳麓書院，成為該院正式的學規，是為書院發展史上一件大事。同年八月，朱熹被舉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此間曾上書寧宗，指斥宰相韓侂胄竊權害政，寧宗不僅不聽，反而罷朱熹的官，任侍講僅46天。朱熹被罷官后，回建陽考亭，專事講學，不再過問政事。然而，在隨后的幾年中，韓派斥道學為偽學、朱派為逆黨；朱熹門人被流放，人稱“慶元黨禍”。
朱熹為官9年，講學傳道40多年；親手創建云谷、寒泉、武夷等書院；著有《四書集注》《周易本義》《西銘解》《太極圖說解》《詩集傳》《楚辭集注》等五六十部。對“四書”“五經”逐字推敲，有獨特解釋，是一位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的良師。師生情誼親密無間，令人感動。朱熹講課時，反復提醒，絕不含糊。門生黃榦稱：朱熹一天不講學，就感到不快活。課后，朱熹常與學生流連忘返于林泉山石之間，日落才歸。朱熹主張：8歲入“小學”，15歲入“大學”。認為兒童可塑性很大，理解力卻較差，“小學”應注重行事的訓練，“大學”教育應注重理論探討。教育方法應“循序漸進，熟讀深思，虛心涵養，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以“居敬”為主的學說，為以后歷代統治者所奉行。朱熹還注重師表和環境對學生的潛移默化。
朱熹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顥、程頤）關于理、氣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認為：“理”“氣”不相離，但“理”在先，“氣”在后。“理”是物質世界的基礎和根源，無“理”就沒有世界萬物；即使山河大地都毀滅，“理”仍存在。又主張“理一分殊”，認為“理”體現在萬事萬物中，萬事萬物是“理”的具體體現；強調“天理”與“人欲”的對立，要求人放棄“私欲”而服從“天理”。
朱熹哲學思想屬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也有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因素。朱熹吸收當時的科學成果，提出對自然界變化的某些見解。如認為天地未分時，只有陰、陽二氣，二氣矛盾而生水、火，再化出天、地、日、月、星辰；地在中央，日、月、星辰在地的周圍，反對天高地卑的傳統說法。登武夷山時，看到山上有螺蚌殼化石、魚化石之類，認為：此化石即舊日之土，螺蚌、魚即水中之物，低下的變而為高，柔者卻變為剛。這些認識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朱熹還認為，天下事物都是有對應的，形而上對形而下，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低等等；對事物內部的矛盾、變化、發展而且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辯證過程，也有極深認識。朱熹認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理。”主張在思想上、行為上實行封建的倫理道德，教人安于封建社會秩序。在政治上主張“以口數占田”，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清量土地，實行賦稅的公道負擔；實行“社倉”政策，減輕農民受剝削等等，借此調和社會矛盾，集中力量抗金，挽救民族危機。
朱熹在福建留下的書銘、詩文、墨跡甚多。慶元六年（1200年）農歷正月，朱熹作《聚星亭贊》。三月初，為諸生作《太極圖說》《西銘》。三月九日病逝。
朱熹對石刻的文化傳播學利用
朱熹與石刻的相互成全、相互造就，就是他“有功于斯文”的重要表現之一。這當然與他所處的時代學術氛圍及家學背景有關。
從文獻文化史角度來看，朱熹的時代，正處于從寫本時代到刻本時代的演進過程中，文獻?？?、整理、寫定，是當時文獻生產和傳播的重要任務。文獻的“考異”“舉正”，既是文化傳承過程中不可回避的任務，也是文化權力的展現。
朱熹受家世金石學的影響，很早就關注石刻文獻。他將石刻視為一種與書籍類同的文獻，視為一種書寫文本，既重視它，又不迷信它。他發揮了石刻在展示和傳播方面的優勢，通過摩崖題刻，展示自己的理學家形象，傳播自己的理學主張。在他手里，石刻實現了一種功能轉向，從一種文獻載體轉變為一種文化展示與傳播的平臺，石刻鐫刻也從具體場合的紀念與記憶工程，轉變為跨越時空的思想文化傳承的符號。
歐陽修、趙明誠等人主要將石刻拓本作為古玩之物，故其為金石學的辯護，只能立足于史家的立場，雖有歷史學的高度，卻仍有待提升。朱熹則將其作為斯文之物，視為文化傳承的媒介，不局限于對古物的搜集玩賞，而是有意識地、創造性地發揮其文化功能，豐富其文化意義，突顯其文化歷史高度。從這個角度來說，朱熹不僅是金石學的傳承者與研究者，更是石刻文化的弘揚者與轉化者。
“朱子書太極石刻”從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歷史，從整體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體風格古樸，氣勢磅礴，更見其書風之雄強沉郁，筆勢迅疾古拙。筆筆得法，極富生機，是難得一見的書法瑰寶，具有重要的書法價值與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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