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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朱子書太極石刻”

    時間:2023-05-02 17:35:53  來源:趙都文化  作者:黃津  瀏覽: 分享:

     

    朱熹的“朱子書太極石刻”

     

    □黃津

     

    朱熹,儒學集大成者。理學家盛名掩蓋了他的書法。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傳世作品以行書簡牘為主,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道統,優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矗于大名縣石刻博物館里的“朱熹寫經碑”,便是他存世極少的書法精品。

     

    朱熹的“朱子書太極石刻”

     

    朱熹寫經碑

     

    朱熹的“朱子書太極石刻”

    朱熹寫經碑拓片

     

     

    珍稀的藝術瑰寶

     

    “朱熹寫經碑”又名“朱子書太極石刻”,原碑書于南宋乾道丁亥(1167年),碑文由南宋大儒朱熹撰并書,蔡元定刻,為行書窠字體。

     

    原碑在元仁宗延祐己未(1319年)廢毀。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大名府督學畿南,按照南宋傳下的原碑拓片重新翻刻了“朱熹寫經碑”,最初鑲嵌于大名府學“明倫堂”大殿山墻上,1986年遷至大名縣石刻博物館。此碑,在1982年被公布為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朱子書太極石刻”碑稍有風化,有輕度裂痕,右邊中部稍破缺。此碑從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的歷史,從整體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體風格古樸、筆力遒勁,氣勢磅礴,神韻俊逸,具有重要書法價值和藝術價值。

     

    “朱子書太極石刻”碑為砂石質,高1.8米,寬2.9米,厚0.3米,重4.2噸,座為豐槽角基。碑文摘錄《易經》里一段文字,概括了宇宙間變化原理,共111字,每字16厘米×13厘米見方。碑文為: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簿,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熹書,蔡元定刻。”

     

    與之交相輝映的朱熹《書易系辭》

     

     

    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有朱熹的書寫與此碑文相同內容的手跡冊頁,名為《書易系辭》。其所書內容節錄自《易經》的《系辭》上、下傳,十四開,是朱熹存世僅見的大字墨跡。轉輾元明清數代藏家之手,于清乾隆時期入宮,著錄于《石渠寶笈·初編》,為流傳有緒之作品。每行僅書寫二字,結體上重下輕,筆勢深沉而迅速,大有快劍斫陣之勢,字字筋骨突出,強健有力,筆畫墨色黝黑,時而又現飛白,精神顯得格外奕奕,為古代傳世大字書法中之佳作。

     

    從朱熹《書易系辭》手跡存錄文首六字和文末五字看,更見朱熹書風之雄強沉郁、凝重古雅,其用筆粗壯有力,筆勢迅疾古拙,雖無意求其工,然點畫有致,筆筆得法,不見板滯,極富生機,堪稱是難得一見的書法瑰寶。

     

    比照大名“朱子書太極石刻”與臺北的朱熹存世手跡,不難發現,兩者的書風雖然完全一致,但其字跡仍稍有區別,可以判定大名的刻石并非依據臺北的手跡而鐫。而大名石刻中“蔡元定刻”四字,亦未見臺北手跡。但從書風看,此四字也必定為朱熹所書。

     

    可貴的是,由于臺北故宮珍藏的手跡已經割裱成冊,因此難見朱熹整張書法的概貌與整體氣勢,而這種缺憾,大名石刻的完整性正好加以補充,以彌補臺北手跡的不足。

     

    有朝一日,臺北故宮所藏的《書易系辭》與大名石刻博物館的寫經碑,跨過那道淺淺的海峽,同室展覽,必定能使觀者穿越時空的限制,感受朱熹墨珍的魅力所在。

     

     

    朱熹的“朱子書太極石刻”

     

    《書易系辭》(局部) 

     

    聞名于世的理學大家

     

    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號晦庵,別稱紫陽,江西婺源人,生于福建尤溪。其父朱松于宋宣和五年(1123年)任尤溪縣尉,任滿寄居于該縣水南鄭安道館舍。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登進士。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出任泉州同安縣主簿,任上常向學子、生員講圣賢做人處事的道理;又倡建經史閣,收藏書籍以供閱讀;在公事余暇,探索佛、老及各家哲學思想。3年任滿,回崇安武夷山中,建中山堂,講學著述,曾步行到延平,向其父同窗李侗請教。紹興三十年(1160年)冬,朱熹第三次拜見李侗,被李侗收為門生。朱熹的“逃禪歸儒”,即直接受李侗的啟發。朱熹受李侗的指教與影響,承襲二程“洛學”正統,奠定了理學基礎。

     

    隆興元年(1163年),宋孝宗詔求各方臣民意見。朱熹上奏章敘述施政過失,認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意圖用理學來推行政治。次年十一月,朱熹與孝宗奏對于垂拱殿,認為:宋與金有不共戴天之仇,主張抗金,反對和議。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應長沙岳麓書院山長的邀請,前往講學,持續兩個多月,開啟中國歷史上書院會講制度的先河。乾道七年(1171年),因母舅喪事回故里,順便查訪其父衙署舊址,并親書“韋齋舊治”,刻石立碑紀念。乾道九年(1173年),尤溪縣重修學宮,朱熹撰寫《重修尤溪廟學記》,題書“明倫堂”,制匾懸掛于學宮正堂。此后,天下學宮匾皆摹此刻制、懸掛。

     

    淳熙二年(1175年),呂祖謙邀請朱熹、陸九淵兄弟等到江西信州(今江西鉛山),參加學術討論。朱、陸進行一場爭論,不歡而散,是為影響很大的“鵝湖之會”。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降旨授朱熹為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朱熹屢辭不就。后經呂東萊等相勸,于次年三月到任。適逢大旱,立即興修水利,災民生活得以改善。次年十月,朱熹督促星子縣令王中杰等人,重建白鹿洞書院,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士,親自訂立了較為完善的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陸九淵到該院講學,所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認為非常好,把其講義刻在石碑上。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朱熹再次向孝宗上萬言奏章,提出正心、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等建議,進言殷切。但因觸及當政權臣利益,被彈劾為“假道學”,仍無法參政。次年,因朝政更加衰敗,各種矛盾激化。朝廷為拉攏人心,于十一月詔命朱熹從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的閑職提升為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四月上任后,朱熹刻印“四書”“五經”,廣為流傳;禁止婦女當尼姑,廢除淫祠;奏請朝廷免去漳州各縣原上繳的無名賦共700萬緡;還減掉郡內總制錢400萬緡,以減輕百姓負擔。曾奏行《經界法》,但未獲實行。翌年,朱熹返回建陽,移居考亭,聚徒講學。

     

    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度到潭州,百姓扶老攜幼,爭相觀看其風采,道路為之阻塞。朱熹上任后重整岳麓書院,重新聘請教師黎貴臣等,貫徹自己教學思想,并把《白鹿洞書院揭示》頒布于岳麓書院,成為該院正式的學規,是為書院發展史上一件大事。同年八月,朱熹被舉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此間曾上書寧宗,指斥宰相韓侂胄竊權害政,寧宗不僅不聽,反而罷朱熹的官,任侍講僅46天。朱熹被罷官后,回建陽考亭,專事講學,不再過問政事。然而,在隨后的幾年中,韓派斥道學為偽學、朱派為逆黨;朱熹門人被流放,人稱“慶元黨禍”。

     

    朱熹為官9年,講學傳道40多年;親手創建云谷、寒泉、武夷等書院;著有《四書集注》《周易本義》《西銘解》《太極圖說解》《詩集傳》《楚辭集注》等五六十部。對“四書”“五經”逐字推敲,有獨特解釋,是一位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的良師。師生情誼親密無間,令人感動。朱熹講課時,反復提醒,絕不含糊。門生黃榦稱:朱熹一天不講學,就感到不快活。課后,朱熹常與學生流連忘返于林泉山石之間,日落才歸。朱熹主張:8歲入“小學”,15歲入“大學”。認為兒童可塑性很大,理解力卻較差,“小學”應注重行事的訓練,“大學”教育應注重理論探討。教育方法應“循序漸進,熟讀深思,虛心涵養,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以“居敬”為主的學說,為以后歷代統治者所奉行。朱熹還注重師表和環境對學生的潛移默化。

     

    朱熹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顥、程頤)關于理、氣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認為:“理”“氣”不相離,但“理”在先,“氣”在后。“理”是物質世界的基礎和根源,無“理”就沒有世界萬物;即使山河大地都毀滅,“理”仍存在。又主張“理一分殊”,認為“理”體現在萬事萬物中,萬事萬物是“理”的具體體現;強調“天理”與“人欲”的對立,要求人放棄“私欲”而服從“天理”。

     

    朱熹哲學思想屬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也有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因素。朱熹吸收當時的科學成果,提出對自然界變化的某些見解。如認為天地未分時,只有陰、陽二氣,二氣矛盾而生水、火,再化出天、地、日、月、星辰;地在中央,日、月、星辰在地的周圍,反對天高地卑的傳統說法。登武夷山時,看到山上有螺蚌殼化石、魚化石之類,認為:此化石即舊日之土,螺蚌、魚即水中之物,低下的變而為高,柔者卻變為剛。這些認識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朱熹還認為,天下事物都是有對應的,形而上對形而下,有上便有下,有高便有低等等;對事物內部的矛盾、變化、發展而且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辯證過程,也有極深認識。朱熹認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理。”主張在思想上、行為上實行封建的倫理道德,教人安于封建社會秩序。在政治上主張“以口數占田”,防止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清量土地,實行賦稅的公道負擔;實行“社倉”政策,減輕農民受剝削等等,借此調和社會矛盾,集中力量抗金,挽救民族危機。

     

    朱熹在福建留下的書銘、詩文、墨跡甚多。慶元六年(1200年)農歷正月,朱熹作《聚星亭贊》。三月初,為諸生作《太極圖說》《西銘》。三月九日病逝。

     

    朱熹對石刻的文化傳播學利用

     

     

    朱熹與石刻的相互成全、相互造就,就是他“有功于斯文”的重要表現之一。這當然與他所處的時代學術氛圍及家學背景有關。

     

    從文獻文化史角度來看,朱熹的時代,正處于從寫本時代到刻本時代的演進過程中,文獻???、整理、寫定,是當時文獻生產和傳播的重要任務。文獻的“考異”“舉正”,既是文化傳承過程中不可回避的任務,也是文化權力的展現。

     

    朱熹受家世金石學的影響,很早就關注石刻文獻。他將石刻視為一種與書籍類同的文獻,視為一種書寫文本,既重視它,又不迷信它。他發揮了石刻在展示和傳播方面的優勢,通過摩崖題刻,展示自己的理學家形象,傳播自己的理學主張。在他手里,石刻實現了一種功能轉向,從一種文獻載體轉變為一種文化展示與傳播的平臺,石刻鐫刻也從具體場合的紀念與記憶工程,轉變為跨越時空的思想文化傳承的符號。

     

    歐陽修、趙明誠等人主要將石刻拓本作為古玩之物,故其為金石學的辯護,只能立足于史家的立場,雖有歷史學的高度,卻仍有待提升。朱熹則將其作為斯文之物,視為文化傳承的媒介,不局限于對古物的搜集玩賞,而是有意識地、創造性地發揮其文化功能,豐富其文化意義,突顯其文化歷史高度。從這個角度來說,朱熹不僅是金石學的傳承者與研究者,更是石刻文化的弘揚者與轉化者。

     

    “朱子書太極石刻”從翻刻至今,已有500多年歷史,從整體碑文仍能看出朱熹字體風格古樸,氣勢磅礴,更見其書風之雄強沉郁,筆勢迅疾古拙。筆筆得法,極富生機,是難得一見的書法瑰寶,具有重要的書法價值與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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